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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新社杭州9月14日电题：敦煌残卷如何通过全球拼图重现文明盛景？

——专访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、浙江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涌泉

作者严格林波曹丹

20世纪初 ，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古代文献的发现震惊世界
，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 。所见约7万号文献中，除大批汉文文献外 ，还有藏文 、粟特文
、突厥文、希伯来文等少数民族和外语文献
。这些文献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结晶
，也是丝路文明珍贵的文化遗存。

敦煌文献为何受到世界持续关注？敦煌残卷的缀合工作取得了哪些突破？现代技术如何助力敦煌文献实现“骨肉团圆
”？近日，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、浙江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涌泉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 ，作出解读 。
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
中新社记者：敦煌文献为何受到世界持续关注？

张涌泉：敦煌位于中国河西走廊西端
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东西贸易往来的交通要冲，也是中国
、印度、希腊 、伊斯兰四大文明体系的交汇之地
。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 ，为其文献内容的多元性与丰富性奠定了地理基础。

敦煌文献纵贯600多年
，历史跨度相当罕见 。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的大批写本文献，纪年最早的写本是东晋时期(公元368年)抄写的《法句经》 ，最晚的写于北宋咸平五年(公元1002年)，历经十余朝
。这不仅构成了一个连续的历史档案序列
，也为早期中国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时间标尺。

敦煌文献中的大量内容真实反映了基层民众的生活实态，包括名籍
、户籍、田籍等籍帐文书 ，买卖 、佃租、借贷等契约文书
，以及律
、令、格等法令文书，系统涵盖了古代社会民生活动的多个方面 ，堪称一部鲜活的中国古代社会“百科全书 ” 。

值得注意的是
，这些写本文书多出自下层官吏 、僧侣和庶民之手，文字质朴 ，真实记录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计
、经济交往与法律实践
，让今人得以窥见千年前的社会百态。

中新社记者：您主持的敦煌残卷缀合工作，取得了哪些关键发现？

张涌泉：据我们初步统计 ，敦煌文献散藏于全球数百家机构和个人手中
，其中中国国内收藏2.5万余号，英国1.7万余号 ，法国7000余号，俄罗斯1.9万余号
，日本约有1500号
。

“缀合
”指通过比对残片文字、笔迹等特征，将分散的文献碎片重新拼接复原。21世纪初 ，我和学术团队开始对敦煌残卷进行大规模缀合实践与理论探索 。经过18年努力
，初步统计显示，在总数约7万号的文献中 ，可缀合残卷数超过17500号
。其中
，佛经类文献的可缀合比例达27.8%，超四分之一。今年4月 ，我们将部分成果结集出版为《拼接丝路文明——敦煌残卷缀合研究》一书 。

基于长期缀合实践
，我们对藏经洞文献的性质提出全新观点：莫高窟藏经洞实为存放修复材料“古坏经文”之所，即“故经处 ” ，即专门存放废弃经典的地方
。

学界普遍认为
，藏经洞文献与五代后唐长兴五年(公元934年)左右，敦煌三界寺僧人道真发起的大规模佛经修复活动有关。

在此基础上 ，我们进一步提出：三界寺收藏佛经之处有“经藏”与“故经处
”之别 。“经藏”是三界寺的藏经处；而“故经处 ”则是用作修复材料的“古坏经文
”的存放地，亦即后来的藏经洞
。藏经洞的封闭
，很可能与道真去世和他主持的修复工作结束有关。

提出藏经洞为“故经处”之说，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：

第一 ，通过对7万号文献的全面普查
，我们发现藏经洞文献中残卷比例高达90% 。过去学界多将这一现象归因于20世纪初斯坦因 、伯希和等人在发掘与运输过程中的人为撕裂
。然而，普查表明 ，残损主体实为文献原始状态
，而非后来人为所致。先前学者因未见预期中的完整佛典而产生诸多疑问，正是由于未能区分文献原始残损与后期人为破坏 。

第二 ，根据斯坦因最早对藏经洞原始状态的记录
，洞内文献分类包裹
、摆放整齐有序，显示出系统化的管理痕迹。这种分类摆放 ，显然是为了便于检索与取用修复材料
，从而为藏经洞作为“故经处 ”的功能定位提供了进一步支持
。

尽管我们认为藏经洞为“故经处
”，但这并未减损千年写本文献的珍贵价值。

以《孟姜女变文》写本残片为例 。以前我们隐约知道“变文”应该是“并图 ”一起出现的 ，但由于具体文本的缺失，“变文
”的含义、“变文”与“变相 ”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若明若暗
，众说纷纭
。

直至我们将中国国家图书馆 、法国国家图书馆
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藏残片成功整合，才复原出一个“变文
”与“变相”结合的变文文本。这一突破让人们得以走近古代变文作者的世界 ，重构变文讲唱的真实场景
，重新拼接那段古老文明历史 。

18年来，我们建立起一套系统性的研究方法 ，并提出了残卷缀合的基本流程与12项具体准则
，包括内容相邻、字体相同 、书风近似等关键要素，从而构建出一套可操作
、可推广的方法体系 ，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
。

中新社记者：数字化时代
，如何加速敦煌残卷“骨肉团圆 ”？

张涌泉：数字技术的革新，为敦煌文献研究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。过去 ，学者需奔波于世界各地
，亲手比对残卷，缀合工作如同大海捞针 。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，全球公开的敦煌文献实现数字化共享，缀合成功率随之提升至25%左右
。

如今
，我们也探索出更高效的缀合路径：通过高精度扫描设备进行数字化采集，利用人工智能的图像识别技术 ，自动匹配残卷的断裂痕迹、笔迹特征等
，大幅提升缀合效率。

当然，这项工作的前提是全球敦煌文献的高清数字化 。目前 ，有关部门正积极推动各国收藏机构协作
，建立统一的数字化标准，让散落世界的文明碎片在虚拟空间中重新拼合 ，再现千年前的文化盛景
。

中新社记者：如何通过敦煌文献推动中外丝路文明研究的深度对话？

张涌泉：藏经洞于1900年开启
，但中国敦煌学者意识到残卷缀合的重要性，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。彼时甚至流传“敦煌在中国 ，敦煌学研究在日本”的说法 。直到20世纪80年代
，中国学界才奋起直追。

在我看来，敦煌文献散落多国的现实 ，反而为国际合作提供了天然纽带
。我们正致力于构建敦煌残卷自动缀合算法工具箱和平台，以统一标准推动各国所藏资源无障碍流通
，践行“敦煌在中国，敦煌学在世界
”理念。

更重要的是 ，敦煌所承载的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
，为当前的文明互鉴提供了历史参照 。从本质上说，敦煌文献的研究史就是一部中外学术交流史
。

未来 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协作的深化
，这些千年文献将继续扮演“文明使者”的角色，让丝路两端的人们在回望历史中 ，更好地进行文明对话与互鉴。(完)

受访者简介：

张涌泉
，语言学 、文献学、敦煌学专家，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
、浙江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 。主要从事近代汉字、敦煌学和写本学研究
。在敦煌文献整理方面 ，主持编纂了《敦煌变文校注》《敦煌文献合集》《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》《拼接丝路文明——敦煌残卷缀合研究》等。